"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海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考略

宇文利

人民出版社  www.ccpph.com.cn  2018-01-31        来源: 中国青年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自2000年春江泽民同志在广东、上海等地的讲话中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来,中国国内逐步掀起了学习、研究、宣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热潮。与此同时,海外各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颇为关注,尤其是从200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以来,海外各界发表了不少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评论和研究文章。海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组成部分,也是对国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丰富和补充,对于我们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完整而准确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尤其是其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故此,本文试就海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情况作一简述和评析。

一、海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起点和概况

通过对近年来海外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考察,可以发现,在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以前,海外针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直接研究的数量很少。十六大以后,海外研究中涉及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逐渐增多。这样,从直接研究的角度看,海外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似乎是从 2002年以后才开始出现的。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际提出的时间距今历时尚短,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无公开出版的专门研究海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专门研究机构和研究力量。

但是,海外某些大学或研究机构中有不少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中国和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在近些年尤其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式提出以后,这些海外学者在对中国的政治、政党、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等诸多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均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三个代表”思想,他们的研究中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对“三个代表”思想的评论和分析。根据现有资料,目前海外较多刊载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关研究文章的杂志有《中国季刊》( The China Quarterly)、《亚洲观察》( Asian Survey)、《中国期刊》( The China Journal)和《远东经济评论》( Fareast Economic Review)等。此外,在近年来的海外学术研究中,也有一些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海外著作,如关于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关于中国政治与中国党史的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是党的建设的研究,也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分析,从而为考察海外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二、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后海外对“三个代表”思想的集中评析

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召开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就在十六大召开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海外各种媒体和各界人士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予以极大关注,作出了多方面的评价,形成了一次集中评析和探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热潮。在这次热潮中,海外媒体和各界人士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研究和评析: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不少海外媒体和报刊在社论和文章中都指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历史地位。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海外研究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努力探索和伟大实践而得出的必然结论。它既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为中共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是划时代的思想进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管理国家的理念正在朝着更理性的方向转变,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进行理论创新的产物。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作用。在十六大前后媒体和报刊发表的评论中,更多的是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作用的评析。俄罗斯俄通社的阿布哈金·马拉特认为,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必将极大地推动和加快中国的建设步伐。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迈尔·久洛表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它在中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且已经贯彻在实践中。俄罗斯友好人士库达舍夫认为,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先进的时代特色和广泛的号召力,将团结各阶层人民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共同谋求国家的发展。德国的《法兰克福报》也认为,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有利于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法国《欧洲时报》发表社论文章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全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全体人民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必将大大增强中共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三、海外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系和思想内容的研究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海外学界对中国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展思路、执政方略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多的关注和研究,其中有不少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和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发展、思想体系和思想内涵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背景和形成原因

就现有的研究来看,海外学者多是从国际背景来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和提出的原因的,他们强调了以下因素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影响:一是苏联东欧共产党遭受的重大挫折;二是经济全球化、因特网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挑战;三是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四是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的垮台。在有些海外学者看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从以上诸因素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主动更新观念、提出“三个代表”理论的。例如,美国纽约汉密尔顿学院的李程就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看成是江泽民“重新定义共产党”的一种努力,其产生的重要原因是“江泽民和他的理论家们不仅想要从那些丢掉政权的前执政党那里取得教训,而且还要试图找出其他政党成功的原因”。应该承认,这些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处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思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过程中,必须用世界眼光和世界视野来观照自己,而国外政党史上的风云变幻,尤其是近些年来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党失败的教训,为中国共产党人思考自身的执政能力及相关问题提供了直接的教材。

但与此同时,与国际因素的影响相对应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无疑首先是建立在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国内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尤其是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基础上的。因此,在考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时,也有不少海外学者特别重视和强调了中国国情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影响。比如,日中经济协会经济交流委员会委员长鲛岛敬治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原因是“中国所面临的‘五化’:人民要求多样化;收入差距阶层化;科学技术复杂化;知识更加专业化;信息传达快速化”。《江泽民传》的作者、美国学者罗伯特·库恩把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原因与中国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并指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成因是社会实践的需要。他指出:“经济建设实践与理论的指导是不能分家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发挥政策与理论的作用。”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展变化了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对党提出的新要求,“江泽民必须为党创立一个新思想,把新的社会阶层囊括其中,否则就无法顺应时代潮流,很快就会失去合法地位”。显然,上面这些观点中的某些断语存在着明显的偏颇之处,但勿庸置疑,在考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和形成的背景与原因方面,不论是站在哪种研究视角,也不管采用什么具体研究思路,除了要对世情予以关注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对中国自身的国情、党情和社情高度关注,尤其是要对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在社会经济成分和组织结构体系上所发生的变化及政策调整予以关注。实际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形成尽管有多重原因,但以江泽民为第三代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现实问题,尤其是社会阶层和结构成分变动的关注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考虑。在这方面,中国领导人睿智地吸取和借鉴了国际经验教训,同时也充分考虑了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这种基于现实需要的理论建设,无疑是具有政治智慧的,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具有的理论创新的特质。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及其价值定位

多数海外学者在理解和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把“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和党的现代化问题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在多数海外学者的思维视野中,理解“三个代表”至少有两个维度:其一,思想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其二,党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取向。思想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是党执政和保持政权的基础,这种合法性既要通过党的实践来获得,也要从党的思想理论,尤其是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得到体现。针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思想意识形态中的地位问题,海外学者的观点可以用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的话来概括:“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用以扩展其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罗伯特·库恩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解和分析则是从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过程和未来需要的角度进行的。他从“三个代表”与“三大文明”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内涵,指出了“三个代表”思想在理论上的建树和创造。库恩认为:“建立在诸多格言和警句之上的江思想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目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三个代表’便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三个‘文明’是最终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其手段。”在库恩看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第一个“代表”“创造性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党振兴中国的首要目标,即建设物质文明”;第二个“代表”把“道德、文明同高尚的品格和先进的社会理念、共同的信仰以及所有的艺术形式结合到一起。它是共产党振兴中国的补充目标,涵盖‘精神文明’的建设”;第三个“代表”“再次明确了党为人民服务的角色,涉及中国所有的社会阶层”。应该说,从此视角来分析和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是符合“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本质和思想意旨的,这个概括和解释也是比较客观和准确的。

海外学者在认识和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一般都能够认可其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价值。比如,库恩在谈到“三个代表”思想时,把该思想定位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新思想”,称它是江泽民在世纪之交提出的“卓有远见、旨在实现党的现代化改革的思想”,是对共产党的思想进行现代化改革的一种机制。郑永年尽管很多时候是站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立场上对“三个代表”思想进行偏激的评论和攻击,但也承认“‘三个代表’是中共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它“预示着中共的一种带有根本性的转型,即从以往的一个具有明显阶级性的政党转型成为能够代表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党”。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意识形态思维的客观存在和政治立场的差异,在目前海外关于“三个代表”思想的研究中,确有不少海外学者在理解和评判“三个代表”及其思想内涵时都或多或少地持有负面的、不利于、甚至否定“三个代表”思想的观点。比如,在有的海外学者看来,“‘三个代表’的新运动与正统的马列主义的解释明显不相符合,尤其是与传统的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强调不相符合,在某种程度上也与近年来得到发展的新民族主义不相符合,因为‘最先进的’生产力是高度科技化并且是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紧密联系的。” [8]我们认为,纯粹的学术探讨不论在什么领域内、不论针对什么问题都是应当允许和支持的,但掺杂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判论确实需要认真地审视和甄别。对于海外学者们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作出的各种判断,我们必须尊重和遵照客观而公正的事实,从实际出发,在认真清理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分辨和合理的择取。

(三)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与内容的研究

国内学者在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有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是发展,但多数学者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题的观点。在海外学者中,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有比较宏观的视野和宽广的视域,并没有把“三个代表”与“发展”问题联系得多么紧密,而多是站在中国社会发展及其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地位的角度来分析和看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因而多数论题也都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来展开的。从总体上来看,海外学者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体内容的研究比较零散和广泛,其观点也不够集中和突出。这里,我们仅就海外研究中若干重点内容和重要观点做简要述评。

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

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也是解决中国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韩国驻华大使金夏中客观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困难,认为解决中国困难的关键途径在于“发展”。他认为:“中国在目前虽然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仍面临人口问题、农业问题、国企改革问题、收入差距问题等许多难题。对中国来说,为避免这些潜伏的问题引发社会的混乱并使国家面临困境,必须取得现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这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课题。也就是说,中国目前最为迫切的课题就是继续发展经济和现代化,从而为解决上述问题储备力量和时间。”中共十六大召开不久,就有香港媒体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上分析了中国新一届政府必将致力于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从发展的要求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发展的途径和道路选择是制约发展成效的关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要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要代表和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就需要有科学的发展道路。《日本产经新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道路进行分析,认为在推动经济发展上,中国共产党要做到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势必“将从优先保护竞争力差的国有企业和农业的‘保护方式’朝以振兴科学技术为基础的高技术立国道路前进”。

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问题。

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是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长期以来,海外对中国近 30多年来进行改革开放予以高度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海外研究者中有不少人认定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场资本主义取向的改革,是在走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建设道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明确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领导者和掌舵人的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改革和建设上所应坚持的指导思想,实际上也是从根本上为中国的改革方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作出了规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保证社会主义性质和本质的前提下能够充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经验和优势来获得发展。在这个问题上,金夏中结合自己担任韩国驻华大使的亲身经历提出了比较客观的判断。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实践中引进了一直被人们当作资本主义体制下所固有的市场经济原理,从而取得了成功。中国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把改革过程中引进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因素变为合理化的手段,推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罗伯特·库恩也认为:“不管这种改革包含有多少资本主义的特点,邓小平和江泽民仍然认为他们的政策没有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对他们而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不在于存在的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而在于资产和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以及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应当说,这种理解还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的,也是比较准确和公允的判断。

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包含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等多方面建设在内的全方位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仅仅是从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角度提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和目标,更重要的是从思想内涵和实际进程上丰富和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

第一,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多数海外研究都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自 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江泽民的领导和带领下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第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是海外中国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内容,也是大部分从事政治学研究的海外学者倍加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在逐步展开中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一点上,就连长期持反对立场的美国媒体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享有的自由是前所未有的”。 [13]但是,在目前海外研究中,多数研究者在肯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取得的进步的基础上,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改革,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亟待深入和加强。

第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但是,何谓先进文化、如何建设先进文化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海外学者中有人从比较客观的立场出发,认为江泽民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和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任务,在先进文化建设上“就要吸取外国的成就并与中国最优秀的文化传统相融合,这将会使作为 WTO成员的中国通过调整来适应全球经济与科技迅速发展的要求,但同时在‘重要而深刻变化’的世界中受中国根本价值观的指导”。

4.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对中国领导集体和领导体制的关注是海外对中国政治和政党研究中的焦点。在近年来海外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中,多数学者都关注了中国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交接问题。就总体而言,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在“第三代”与“第四代”之间实现权力交接持肯定态度。 200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召开之际,海外媒体报刊和学者们发表了不少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评价了十六大上实现的中共领导层的顺利交接。香港的《经济日报》认为,中共高层政权的顺利移交,“开创了长期以来备受外界关注的中共权力转换的新模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下再上一个台阶的基础”。法国媒体对新一届领导集体作出评价说:“中国共产党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名单向世人表明,中共高层既有磅礴的魄力,又有高远的公心。年轻化、知识化是中共新领导层的一个明显特点,在人事安排上真正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原则。”爱沙尼亚的报纸指出了中共领导集体交接的政治含义,认为中国共产党顺利实现领导层新老交接说明中国的民主和法制正在进步。

5.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执政党建设。

海外学者多从党的建设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学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着眼于和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从目前搜集到的研究资料来看,不少海外学者都从执政基础和权力结构的角度来分析“三个代表”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要意义,多数海外人士认为“三个代表”的新提法为将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好的征兆,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也有利于推动中国在新世纪的经济潮流中获得比较大的竞争力。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之际,香港媒体在进行十六大会议报道时指出:“在执政党层面,中共明白,要巩固权力,必须透过发展经济争取民众支持。十六大已经修改党章,打破框框,加入了‘三个代表’理论,扩大了共产党的代表范围,破天荒容许资本家名正言顺入党。更值得留意的是,这次更有大批对金融较有认识的人才进入中央体制……这是以往未见的。”

6.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本质上是促进和完善社会主义的事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和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最关键的一个“代表”,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海外关于“三个代表”思想的研究中,有不少媒体和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倡导和践行“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想和做法表示肯定。党的十六大召开之际,法国《欧洲时报》发表社论文章,除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予以称赞外,还结合着十六大所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出:“中国共产党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在新世纪的奋斗目标,最终目的就是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这将获得最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最广泛的向心力。”

当然,由于某些海外学者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带有明显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或者从本位主义的思路和视角出发来思考问题,因此就难免对其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误解甚至是责难。对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观点,有的海外学者就表示了质疑。比如,鲁西安·派( Lucian W.Pye)认为:“江泽民对于党的意识形态思想的主要贡献——‘三个代表’思想,认为党应该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这样就导致了党继续忽视一个事实,即中国沿海与内地的利益甚为不同,城镇利益也非乡村利益,而且经济进步正在产生着日益扩大的利益分歧。”实际上,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和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前提,不仅没有忽视社会阶层、地域之间存在利益差异的事实,反而高度重视并致力于解决利益差距和利益矛盾。就“三个代表”思想的实质来说,“最广大人民群众”当然是指社会成员中的最大多数人,它既不是“全体人民”,也不是所有的每一个社会个体。这样看来,海外学者中有人认为“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走向“全民党”的思想引向标,其错误之处,显然也是把“人民”的真实内涵泛化和绝对化了。

四、结语

到目前为止,海外关于“三个代表”思想有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些研究不乏独到而新颖的视角和思路。但是,需要指出,从总体上看,海外关于“三个代表”思想的研究多是夹杂和附带在对中国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的整体研究中。无论是对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意识形态的关注,还是对作为一个客观政治思想现象的研究,目前海外关于“三个代表”思想的研究不仅不够系统和全面,其分析的力度和深度也还远远不够。而且,由于研究视角和立场的不同,不少海外学者在其观点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上也有失公允,有些甚至站在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现行政治完全对立的角度来攻击和评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观点多是不顾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发展的实际,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思想立场和逻辑思路出发对“三个代表”思想作出的判断,明显缺乏对“三个代表”思想的深入理解和具体分析,因而也是肤浅的和不正确的。比如,关于“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走向“全民党”标志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缺乏正确理解的表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尽管是后来才提出的,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无疑表明,她实际上一直在践行和努力实现着“三个代表”的目标。因此,把“三个代表”思想看作是驱使中国共产党走向“全民党”的观点无疑是对它缺乏客观、全面和实际的分析而造成的错误认识。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海外关于“三个代表”思想的研究仍然是一个正在持续进行着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长期指导思想写入新党章,标志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样,成为一脉相承而又相对独立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就蕴涵在它不断适应新情况、不断作出新发展的进步历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在不断发展中获取生机和活力的。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也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不断迈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将会有新的发展和新的进步,而海外对于“三个代表”思想的研究,也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一样,必将不断发展并在不断发展中日趋深入和完善。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6年第 5期)

新闻出版总署主管 人民出版社主办 Copyright 2009-2010 by www.ccpph.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联系我们
协作单位:中央文献出版社 京公网安备 110402440029号 网站声明
XML 地图 | Sitemap 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