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文体和道德层面的“两个革命”

■程伟礼

人民出版社  www.ccpph.com.cn  2019-04-23        来源: 解放日报

  ■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文体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其中,虽然出现过取消汉字、取消汉语的过激主张,但经过无数有识之士的努力,中国文化最终在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上达到一致,客观效果上使文体革命成为国人普遍接受的文化革新

  ■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道德革命,冲破封建礼教束缚,有力倡导了个性解放。特别是,引进科学和民主的进步理念,融汇成思想解放和民族意识觉醒的壮丽诗篇,谱写出救亡图存的伟大篇章。不过,它也留下诸多两难的价值困境,至今仍在考验国人的智慧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由于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密不可分,因而人们常常将其并列统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思想文化角度出发,回溯道德革命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并予以认真的哲学分析,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发展会有所启迪。

  创造便于文化传承的载体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由文体和道德两个层面上的革命构成。

  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文体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其中,虽然出现过取消汉字、取消汉语的过激主张,但经过无数有识之士的努力,中国文化最终在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上达到一致,客观效果上使文体革命成为国人普遍接受的文化革新,为广大民众创造了便于文化传承的载体。

  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道德革命,冲破封建礼教束缚,有力倡导了个性解放。特别是,引进科学和民主的进步理念,融汇成思想解放和民族意识觉醒的壮丽诗篇,谱写出了救亡图存的伟大篇章。不过,它也留下诸多两难的价值困境,至今仍在考验国人的智慧。

  五四前后,主张道德革命的知识分子围绕新旧道德,论证了道德革命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道德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具有“九重”罪名。诸如等级观念、愚民政策、简单的二元思维(非君子即小人)以及只重阐述不重原创、迷信古人不思进取、歧视女性,等等。他们强调,传统的德治主义和礼治秩序是靠仁、义、礼、智、忠、孝等道德规范维护的,公德问题的提出使传统私德体系受到怀疑和批判,加之五四时期民族、民权、民生问题凸显,致使道德革命成为必然之势。

  平心而论,道德革命的基本思路是引进西方思想来批判传统,如引进无政府主义“互助论”批判私德、引进西方实用主义思潮试图改造传统思想体系等,不一而足。从接受效果的跨文化角度来考察,道德现实主义者引进西化思潮造就了“什么都可以怀疑唯独科学不能怀疑”,并且造就了“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的两难判断。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彻底完成道德革命。

  谨防“独尊儒术”思维定式

  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对道德理想和道德现实及其关系进行认真反思,如何重塑国民道德精神世界并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艰巨使命。其中,一个重要命题就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审视。

  其一,西学东渐与儒学改革运动。

  综观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史不难发现,西学东渐与儒学改革运动之间存在一种时隐时现的内在联系。现代新儒学无疑是一种“从传统里发展出来的哲学思想”。

  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纷纷感觉到西方文化思想的震荡与影响,思考如何调整、发扬中国文化学术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其中,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作为儒学改革运动的思想先驱,为现代新儒学的出台起过铺垫作用。

  儒学改革重在传统创造性转化,在思维方法上西学起到了工具性作用。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借助于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创建了“儒学复兴论”;第二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借用康德、黑格尔哲学改造儒学,提倡“儒学转化论”;第三代新儒家则依据哲学释义学改造儒学,建立了“儒学创造性转化论”。

  第三代新儒家受过良好的中西文化和哲学训练,善于运用新的方法、语言并结合现代人的存在感受,对儒家思想进行一种现代诠释与阐发。他们所强调的人文主义与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有很大不同,而是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这种人文主义是入世的,却又不是现实政治势力的一个环节,从而具有相当深厚的批评精神,力图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现实政治,也就是所谓“圣王”的理想。

  如何从“内圣”开出“外王”,是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将西方哲学释义学方法论与中国传统诠释学方法论相结合,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分析工具。

  其二,道德自律何以可能?

  五四道德革命主张的公德心战胜私德,核心在于培育自主自律的道德修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道德自主自律思想建设具有正能量作用的,莫过于强调以“破心中贼”为己任的阳明心学。

  阳明心学关于道德自律的第一个理由是“心即理”及“心外无理”。王阳明主张“此心在物则为理,如此心在事父则为孝,在事君则为忠之类”,强调从“心上做功夫”。他认为,事父、事君、交友、治民的理不可能到父、君、友、民那里去寻找,而是“都只在此心”,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即是信,发之治民便是仁。

  由此可见,阳明心学既强调道德行为是由道德意志生发而来的,又强调道德自律自主是人心的内在本质,从而为人心道德找寻本体论的根据。

  阳明心学关于道德自律的第二个理由是“知行合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是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论而提出的。从伦理学角度来看,阳明心学中的“知”实质上是一种德性之知,即“是为良知,而非知识也”。

  王阳明强调的“知行合一”,指的是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这正是理解阳明心学具有正能量作用的关键所在。其中的“行”,不仅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道德实践活动,而且是主体道德自律、自主的判断活动。

  “知行合一”说之所以具有合理性,是因为在社会道德生活中,既突出道德意识的内在性、能动性,又强调人们的道德意识对道德实践的决定性,使人自觉依循内心的道德规范,并付之于实践行动。

  阳明心学关于道德自律的第三个理由是“致良知”。所谓良知,就是指人内心潜伏的道德意识。“致良知”的修养方法包括“体认良知”和“实现良知”两个方面。

  “体认良知”是指人本身的身心修养,包括“正心”“顿悟”“克己”等心上功夫,使先天固有的良知本体得以复明。“实现良知”实际上是道德修养见之于行动的问题,也是修养的目的所在。王阳明认为,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只要充分发挥主体道德意识的能动性,正心诚意致良知,就能真正破除“心中贼”,就能维护道德秩序。

  其三,继承与破除的关系。

  运用道德现实主义的途径与方法来促成道德理想主义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应当格外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性,要谨防“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思维定式。

  事实上,除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孟子“恻隐之心,浩然之气”的义勇精神之外,我们还有老子“生而不有,长而不宰”的民主精神、庄子“通透之慧,天赋自由”的超脱精神、墨子“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韩非子“直面人生,矛盾法治”的现实精神以及荀子“事在人为,自强不息”的自强精神,等等。

  只有全面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精神、人文思想、教化理路、道德观念等,才能真正为解决人类面临的难题提供有益启迪。这并不是“抽象继承法”,而是在诠释传统中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文化的需要。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组成员、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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