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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领会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辩证智慧

吕红霞

人民出版社  www.ccpph.com.cn  2019-12-23        来源: 威尼斯人官网-游戏平台注册下载app 作者:吕红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首次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决定》是党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审时度势,自觉进行工作重点和方向转移的集体智慧结晶和发展战略指导。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我们的方向、主张和定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精神追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基本底线,体现价值理性。

  “相对于国家的统治体制而言,治理体制更多体现工具理性”。合理化,主要是指技术的合理化,不仅是经济行为的内在因素,也是政治行为的必然要求。只有当一个社会从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和生态环境各个领域都贯穿了理性主义的原则,彼此功能各异又相互协调,这个社会才真正实现了现代化,获得了稳定的现代性。但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片面强调民主的技术操作维度,追求形式化和程序化,反而掩盖了民主的实质内容和目标,导致民主的异化,国家权力之间、政党之间互相竞争、指责、推诿,滋生民主泡沫,国家治理能力衰退。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它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高度谈论民主,民主不仅是一种形式、程序,民主更是一种决策,一种实施,一种方法,一种结果。这种民主制度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是一种积极的强民主和大民主概念。不过,从资产阶级民主到人民民主需要一个过渡阶段,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在这个时期,人民民主需要依靠权威的维护、专政的保障、法治的实施、政府的治理等来推进和实现。

  我们牢牢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来推进国家治理。《决定》首次系统描绘了由13个部分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其中,党的领导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居于统摄性地位,贯穿于其他12个方面的制度之中。《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基础上,《决定》还指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发挥人民政协作为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的效能。党的领导的鲜明优势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有机统一,这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体现了内容与形式、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

  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也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升发展质量已经成为新时代各项工作的主导方向。这就要求我们转换过去立足工具理性,无限追求交换价值的单一动力机制,以高屋建瓴的辩证思维方法和能力,通过制定全方面的发展战略,构建立足价值理性,更为符合人的本真的动力机制,从而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高质量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还体现在社会有机体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全方面的发展战略方向并不是要求多元战略目标同步均质实现,而是包含着“重点”推进的全面发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新时代全方面发展战略中的主攻方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它要求追求交换价值的工具理性和追求美好生活的价值理性的有效契合,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与我国传统上主要从道德的角度治理国家相对应,也与现代西方主要从技术的角度治理国家相区别。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石,旨在实现现代技术理性与传统伦理文化的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从而在技术与人文之间创造一种新的和谐,避免两者分离情况下的绝对主义倾向:要么是以伦理为特点的传统文化以绝对的“善”和“恶”为是非判断标准,导致国家治理中以抽象的伦理道德代替知识、技术和法律;要么是现代工具理性的同一性逻辑对传统人文价值的吞噬,导致国家治理的技术官僚化、形式化。

  三、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正如列宁指出,虽然马克思“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的血肉之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要真正发挥作用,惠及每一位个体,就要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德”,要“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整体肯定的前提下,根据时代和现实发展的需要有所损益,古为今用,努力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所以,在中国“特色”与世界“共性”的辩证格局中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作者简介:吕红霞,女,山西临汾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责任编辑:况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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